巴拉尼——ASBDEFE背后的科学家[2020-06-19]

巴 拉 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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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匈帝国医生巴拉尼对前庭器官工作机制的研究让他摘得了1914年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的桂冠，但当诺贝尔委员会宣布他为获奖人时，他还在战俘营里。

病痛开启的理想

　　1876年4月22日，罗伯特·巴拉尼（Róbert Bárány）出生在当时还属于奥匈帝国的维也纳，是家里六个孩子中的老大。他外公是布拉格一位知名的科学家，他的妈妈在他的教育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巴拉尼说，他妈妈的科学知识是他最早的回忆之一。巴拉尼在很小的时候就患上了骨结核，结核菌侵入破坏了他的双膝关节，这让他留下了终身的关节僵硬。

年少时期的病痛并没有击垮巴拉尼，而是更大地激励了他,并让他从小就立志选择投身医学事业，将来成为一名治愈病痛的医生。尽管身体欠佳，病变的关节并没能阻止他登山投球，他一生都保持着锻炼的好习惯。巴拉尼是一个严格自律的人，他从小学开始，就是学校里最优秀的学生，即使到了大学也不例外。

　　1900年，巴拉尼从维也纳大学毕业，成为了一名耳科医生。一直以来，人们对结构较为简单的外耳、中耳了解得比较深入，但对结构复杂的内耳却知之不多。人们只知道，内耳深埋在颅骨内，内侧是螺旋状的耳蜗，外侧那些曲折的骨性隧道（半规管，也称迷路）里面充满了淋巴液。耳蜗很简单，就是听觉器官，但那些管道和液体有什么用呢？

内耳包括半规管、前庭、耳蜗和听神经（网络图）

　　1861年，一位名叫梅尼埃（Prosper Ménière）的法国医生首次提出了以他名字命名的、与内耳相关的“梅尼埃病”：这种病人常会被反复发作的旋转性眩晕所困扰。通过进一步的研究，生理学家们发现，内耳的这些隧道里接触淋巴液的地方长满了细小的绒毛，它们就像水中的海草一样，靠波动来感受淋巴液的流动，以此来判断头部的位置和运动。绒毛能够比我们的意识更快地察觉到位置及运动的变化，它能够及时通报全身的神经，让肌肉、眼球适时作出反应，以便快速调正视野和姿势。当内耳出现问题时，绒毛失灵了，于是，我们的脑子就会处于不知所措的状态，混乱之下，就产生了眩晕感和失衡。

巴拉尼在维也纳大学的医学院工作期间，经常要为头晕的病人做灌耳治疗。扩血管的药物可以增加脑血流量从而缓解头晕的症状，由于人们已经知道耳朵和眩晕的关系了，因此，当时的主流观点是通过灌耳的方法导入药水。在一次灌耳治疗中，巴拉尼偶然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某一天，一个病人抱怨说，上次注射的药水太冷了，注射的时候眩晕感很强烈。巴拉尼非常抱歉，于是特地将药水加温到舒适的程度，没想到，患者的眩晕感更厉害了，甚至从外表上就能观察出来：他的眼球发生了不由自主的水平颤动。

这种眼球不由自主的颤动被称为“眼球震颤”，它是前庭受到刺激时身体做出的调整反应之一。巴拉尼重复了冷热药水的灌耳治疗，又发现了一个更奇特的现象：冷热药水灌耳时，患者眼球震颤的方向是相反的！巴拉尼推测，注射的药水影响了内耳的温度，迷路内的淋巴液热胀或者冷缩，从而引起了绒毛的“警惕”，产生了“虚假情报”。

根据这个发现，巴拉尼很快设计出了一种简单易行的前庭检查方法，命名为“冷热法”。假如受检者的眼球能够随着耳朵里温度的改变而发生震颤，就说明他的前庭功能完好。随后，巴拉尼又解释了位置变化造成眼球震颤的机理，并深入研究了专门控制平衡的小脑的功能。他发现，前庭将信息传达给小脑，通过小脑向全身肌肉发出电信号，从而维持肌肉的正常张力。通过对小脑损伤患者的研究，巴拉尼找到了小脑中不同中枢的位置，并首次成功进行了小脑功能的诊断，更令相关的外科手术成为可能。

最大牌的战俘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巴拉尼作为随行军医参军。奥匈帝国属于同盟国阵营，于是巴拉尼被派遣到了属于敌方协约国阵营的沙皇俄国去参战。在战场上，巴拉尼把全身心投入到了外伤的研究中

去，他所提出的颅脑伤口缝合法大大降低了感染率，因此在各国军队中被广泛推广。不幸的是，不久后，他就被俄军俘虏并关押在战俘营中。

就在巴拉尼在寒冷的俄国忍受着饥饿、伤痛及对未来的恐惧时，属于战争中立国的瑞典依然平静如初，诺贝尔奖委员会正在热火朝天地准备候选名单。1915年，对于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在1914年，由于没有合适的人选，奖项已经搁置一年了。经过数个月的筛选讨论，委员会终于找到了既满足诺贝尔遗嘱的要求、又被卡罗林斯卡医学院承认的唯一人选，那就是在医学的“冷门旁支”——耳科做出了深远贡献的巴拉尼。人们迫不及待想把1914年搁置下来的奖项颁发给这位耳科医生，但却怎么也联系不到他。后来，诺贝尔奖委员会花了大半年才从战俘营名单里追查到巴拉尼的下落，想把他解救出来。

　　尽管来要人的是中立国瑞典而不是敌对国，但沙皇俄国依然态度强硬不愿意放人。眼看着颁奖之日越拖越遥不可及，瑞典的大人物终于出场了。1916年，素以利益优雅著名的瑞典王子卡尔（Prince Carl of Sweden）带领红十字会来到俄国，声势浩大地进行了一场外交谈判。在多方的强势压力下，俄国终于退让了一步，释放了巴拉尼。正是如此，这位昔日的战俘才得以回到阔别三年的家乡，见到自己的妻子、才满6岁的儿子恩斯特（Ernst Bárány），并赶在1917年1月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他那本属于1914年的奖项。

在瑞典重获新生

　　巴拉尼领到诺贝尔奖后回到了故乡维也纳，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上。但让人意料不到是，他在这里却过得别样苦涩。他那些数年未见的同事对他在战场的遭遇毫不关心，他们巴结着他，只是为了能把自己的名字加进巴拉尼其他论文的共同作者栏中，蹭这位科学界新晋明星的名气。巴拉尼震惊地发现，他们有些人在未经他同意的情况下声称共同参与了前庭器官的研究工作，暗中将他描述为一个独占研究成果的卑鄙小人。除此之外，昔日同事们浪潮般的嫉妒也让人难以招架。另外，由于奥匈帝国与敌国的战争一再退败，甚至有人开始指责巴拉尼是懦弱的逃兵。巴拉尼逐渐感到疲于应对，在漫天铺地的围绕着名气、金钱进行的恶毒攻击中，他决定放弃手中的一切，离开故乡寻找新的起点。

　　新家园的不二之选当然是将诺贝尔奖颁发给他的瑞典。尤其是，那个诺贝尔奖带给巴拉尼的，不仅是实至名归的荣誉，而且还救了他一命。在条件恶劣的战俘营，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活下来。正是出于感激及归属感，巴拉尼不久便拖家带口地移居到了瑞典的乌普萨拉，在乌普萨拉大学医学院继续科学研究。

普萨拉大学是欧洲最好的学校之一，加上作为诺贝尔奖的故乡，这里的研究人员对诺贝尔奖得主已经是见怪不怪了。巴拉尼在这里找到了难得的清净与和平，更加专心地投入到他的新目标——肌肉神经的研究中去，甚至在中风、半身偏瘫后依然坚持工作。巴拉尼曾经说过，瑞典就是他的故乡。事实上，这句话也没错——就在他离开维也纳的第二年，奥匈帝国分崩离析，他原来的故乡严格地说，已经不存在了。在他的激励和鼓舞下，巴拉尼家三代行医，他的三个孩子中，刚刚提及过的巴拉尼的长子恩斯特日后成了乌普萨拉大学的药理学教授，同时还是瑞典皇家科学院的成员；他的次子弗朗兹（Franz Bárány）成为了卡罗林斯卡医学院、也就是诺贝尔奖委员会所在医学院的教授；而他的小女儿英格丽（Ingrid Bárány）则成为了一位精神科学家；另外，恩斯特的儿子安德斯（Anders Bárány）还是诺贝尔奖委员会的上届秘书。当年委员会、瑞典王子及红十字大概不会想到，他们的努力为世界挽回了多少不必要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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